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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婆姨

2008-03-07 14:19:00 来源:博览群书 陈幼民  我有话说

老郭元的母亲去世了,她是村里辈份最大的女人。

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刚开始时,还能在窑洞前的太阳地里坐坐,后来就不见了踪影。询问病情,家里人说是胃里难活,吃不下东西。农村里无医无药,就那么抗着,直到把人给抗没了。

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们几个知青还在熟睡,身边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

他说,幼民,你听!我于是听到了我一生中感觉最恐怖的声音。

像一阵阴风呼啸着掠过山顶,在村庄上空盘绕;像群狼一样的哀鸣,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不似人声的嚎叫,随着风,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窑洞的窗户,听得我心惊胆颤,不禁用被子蒙上了头。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在人咽气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窑门,沿着山路,走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将他的灵魂送往遥远的西天。

老太太儿孙满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来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声,在寂静的夜晚,蓦地响起这凄厉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间和尘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变成了地狱之门。

第二天一早起来,这村庄好像变了个模样,没有了人们上工的吆喝,没有了牲口出圈的嘈杂,甚至连鸡狗都不曾发出声响,冷清得就像被冻结了一样。

老太太的儿子们头系孝带,在村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跪拜磕头,这也是葬俗中的一项,孝子们代表亡者,这一拜,便了结了世间所有的恩怨,让远行者无所挂牵。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规矩,但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我们晚辈面前下跪,还是被弄得手足无措。

知青是外来人,可我同样感到了悲伤,这不仅缘于和老乡的情分,还因为老太太对我有很大的恩惠。

陕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没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长茂,老太太嫁到村里来时,就被叫作长茂婆姨,后来变成了郭元妈,再后来就被叫成了奶。我从她孙女秀儿那儿打听到,其实,老太太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杏儿。

杏儿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随着家人逃荒到这个地方的。陕北这个地方,称北边叫上头,往南,叫下头。杏儿的老家,听说是在上头的黄河边,具体地点,已经无人知道,反正很远就是了。杏儿的家人把她留在了这里,又继续南下了,杏儿就成了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

那是一个蓝花花的年代,女人们的命运大都很悲苦。杏儿独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但杏儿还是幸运的,她并没有因为失去娘家人的庇护而受到欺负,这一是因为长茂为人忠厚老实,二是因为杏儿能干。

我们村位于延河北岸,闹红的时候,是根据地的边儿,对面当时是白区,这儿就成了来回拉锯的地方。长茂在区上工作,敌人一过来就撤到北边去了,家里的事儿就全都丢给了杏儿。杏儿上有公婆,下有几个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杏儿一个人来张罗。

杏儿麻利,再多的活儿也难不倒她,洗衣做饭,推碾子磨面,带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听秀儿说,她奶背着小娃,领着大娃,照样吆喝牲口拉磨,一会儿簸,一会儿扫,抽空还能给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窑,磨盘上干净得连个谷馇都剩不下。

那时陕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们纺线织布,杏儿一家人口多,棉花少,远远不够用,杏儿就想出了换工的办法。她向宽裕的人家借来棉花,织成布,自家留一半,还给人家一半。杏儿织布又快又好,平整紧实,所以,许多人家都乐意与她换工,每年棉花收获的时节,杏儿都要忙碌一阵子。虽然是土布衣衫,可经杏儿手一缝连,全家人在村里,也是体体面面,整整齐齐。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儿媳妇手笨,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杏儿的针脚!知道老戏的人都夸长茂是董永,把个七仙女弄回家来做婆姨。

杏儿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长大后个个是劳动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实,在村里颇有威望。他们家虽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儿的勤俭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时候,就给定了个中农。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贩牲口把家底都输光了,倒落了个贫农。长茂和杏儿并不在乎这些,靠自己双手挣饭吃,心安理得,管它成份是什么。

我插队到村里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干活了,只是看着媳妇们忙里忙外,顶多说上两句,就不再言语。她虽然年近七旬,可腰板还是直直的,面庞清瘦,皱纹细细的,爬满了全脸。但从眉眼的结构可以隐约看出,她年轻时,应该是个俊俏的婆姨。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饭,家常饭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却一眼就看上了他窑洞窗子上贴的窗花。春节时贴的窗纸,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早让烟熏得黑乎乎的,满是窟窿,窗花也被风雨褪掉了颜色,淡淡的只显出些影子。但这模模糊糊的窗花,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问郭元,这窗花是谁剪的,郭元说,是俄妈冒铰下的,你还能看下?

陕北虽然剪纸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剪,我们村那么多户,就没有一家贴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让我感到意外。陕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会剪窗花的女子,个个是人尖尖,看来郭元妈也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喝着小米粥,心里却在盘算着把这些窗花弄到手,谁叫咱自小学画,就喜欢这东西呢。

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销社,买了几十张麻纸,拿到郭元家,要给他们换窗纸。老郭元一定认为我脑子有毛病了,不年不节的,竟然自己掏钱给他家糊窗户。陕北人一年才换一次窗户纸,这下提前过年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我把烂窗纸卷起来拿走时才恍然大悟。老郭元骂我道,你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还破费买什么纸!老太太很高兴,可能从来也没有人这么看重她的剪纸。

回到自家窑里,我小心翼翼地揭下已经有些残破的窗花,一共十六枚,这些窗花的纸很薄,也很软,不少地方已经折损,我把它们一点点展平,夹在笔记本里,放进了箱子,这是我的第一笔收藏。

又过了些日子,老太太的孙女秀儿找到我,她红着脸吭吭哧哧说了半天我才明白,老太太前几年跟人借了二十张报纸,却总也还不上,近日人家又来催,秀儿怕老太太急出病来,就让我给想想办法。

陕北地方穷,那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要说生活中的其它物品可以自己生产,但报纸却是造不来的。庄户人要是得了几张报纸,也金贵得什么似的,除了婆姨们铰鞋样子,就是糊在墙上,当炕围子。你若到农民家里,有时能发现十几年前的报纸,还好端端地贴在墙上,恍如隔世。这二十张报纸,等于老太太欠了人家一笔不小的债,难怪她着急。

老太太难,咱知青可不难,我满口把这事给应承下来。正好几天以后,我被抽调到县上参加农业学大寨宣讲团,利用这个机会,我把县办公室搜了一个遍,攒了几十张报纸,藏在行李里。活动结束那天,我又在县供销社买了几张红纸,一起带回了村。

秀儿见我拿回这么多纸,高兴得脸上放光,替老太太还债不说,还能把窑洞好好地装饰一下,可陕北人不白拿人家东西,秀儿问我要多少钱。这报纸也不是我买来的,怎能要人家钱,我和秀儿商量道,这几张红纸请你奶铰成窗花,你留一半,给我一半,行不?也别让你奶着急,有空就剪上几张,别当个事儿,甭累着。秀儿满口答应,夹了纸,一溜烟儿地跑了。

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太过心计,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其实,这也是从杏儿当年“换工”学来的。只不过,在秀儿她们眼里,这办法很是公平合理,而我,却用一堆不值钱的旧报纸换得了无价之宝,心里总有一点歉疚的感觉。

有了这种感觉,我便不敢到郭元家去了,见了秀儿也躲着走,免得再说起这事。其实我特别想亲眼看着老太太铰,可要是上门,不就成了讨债的了吗。

过了几个月,秀儿把一大摞剪纸交给了我。我到今天还记得,捧着这一大摞剪纸,我兴奋得手直发抖。我趴在炕上,把剪纸一张张地铺开,仔细地端详。这些用好红纸剪成的窗花,比我从她家窗户上揭下的要大,也复杂得多。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在少年宫学过画的知青,但仅有的美术知识已经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批难得的好东西。

真是不能小看黄土高原上的女人,别以为她们平日里只会做饭奶娃,女人们在男人面前不多说话,却能把世间种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旦剪刀在手,她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就会化作鲜活的艺术形象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摘棉花,纺线线,挖苦菜,赶牲灵,担水,喂猪,推磨,拦羊,这些受苦人家普普通通的生活,在老太太的剪刀下,就变成了一幅幅动人的图画。说来惭愧,我也是学画的出身,这些生活场景是每天见惯的,我就从未想到它们可入画,而且还能被描绘得如此生动有趣。

女人的剪纸,带着她们特有的母性,老太太剪了很多的娃娃,有抓髻娃娃,莲花娃娃,石榴娃娃,蝴蝶娃娃。不仅如此,就连狮子老虎,也是胖乎乎的,摇头摆尾,憨态可掬,没了百兽之王的凶猛,倒也像个娃娃。其中有一幅“小牛吃奶”我特别喜欢,那个大牛回过头来,望着拱在它身下的小牛,虽然只有简约的几根线条,却能把“舔犊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的剪纸,把小牛就刻在母牛的肚子里,我想,也许只有女人,才能把孕育生命的渴望,附着在万物之上,使剪纸成为了母亲的艺术。

女人爱美,想象力也是无边的,现实贫苦的生活,可能抑制了她们的许多欲望,但在剪纸中,她们却能为所欲为,想怎么剪就怎么剪。不管是猪马牛羊,身上都用花来做装饰。尤其是一幅“鸡戏牡丹”,老太太干脆把鸡的尾巴,剪成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花和鸡巧妙的融为一体,如此大胆的处理,真叫我赞叹不已。

老太太穿针引线能缝出细密针脚的手,在铰花的时候,却显得大气古拙,能够看出,她下剪时,没有犹豫,有些线条并不圆润,如石刻般的有力度,那些动物的外轮廓简洁整体,大起大落,而眉眼鼻口,寥寥数剪,却能传神,疏密有度,收放自如,显出大家手笔。

剪纸里还蕴涵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的秘密,那个坐着莲花的抓髻娃娃,竟然与商周时代的佩饰造型如出一辙,有专家说,这是黄帝氏族部落图腾的演变。那条穿梭在莲叶间的鱼,与半坡陶器上的鱼纹极其相似。那浑厚天真的造型风格,又酷似汉代的画像石。当然,这都是日后我对秀儿奶剪纸的再认识。可问题是,她没有读过书,身边也没有传给她技艺的人,那些远古文化的象征符号,怎么就会跑到了她的剪纸里,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她的血脉里就藏着一种神秘的基因呢。

大约半年之后,杏儿,长茂婆姨,郭元妈,秀儿奶,这个有着多种称呼的女人去世了,从此,我们村里再没有了会剪纸的婆姨。

不久,我也带着老太太的绝笔,离开了这个村子。

对于她的记忆,我总觉得被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人们说不清她来自何方,遥远的黄河边也许只是一种象征。她就像是神话中偶落凡间的天女,为牛郎纺纱织布,生儿育女,情缘尽了,又返回了云天。要不然,怎么能解释,从不识字的她,在周围没有一个人会剪纸的环境下,竟然能创作出那么多奇特的作品,从中还传递出远古的信息,莫非她的心灵中,始终在与什么地方相通吗。

那些剪纸,我一直在珍藏着,虽然仍不能破解它的密码,但我知道,这是陕北生活给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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